我在八九年
李英之
我在八九年（上）
作者: 李英之
作者按语
本文是我1998年前所写，大概写于97、98年间，其中所援引的日记等材料，是89年当时所写的。本文记录了我在“8964”的主要经历，所见所思。
89年时，我是在读的北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可算是最为积极参与“8964”的学生之一。本文中记述了我观察到的1989年4月初的北大校园动态以及之后我的主要经历，包括：多次游行的参加、学生绝食的激起和全程参与、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亲历“六四”事件，等等。我也是6月4日凌晨从被军队包围的纪念碑上最后撤下来的那批学生中的一个。文中还援引了我当时的许多日记和思考笔记。
本文自写就一直没有能发表，至今已20年了，迟迟未能发表一方面因为在国内本就不便。而今发表时，其本身已算是“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了，不能再做任何改动了。今年正值“8964”三十周年之际发表，恰是一个适时的纪念。而事发三十年后才得以发表这样的经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历史何以如此？！
而“8964”至今未能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被平反过来，这真是哀哉大悲之事！（当然在无数民众的心中早有了公正的评价）。但一方面又可以理解其艰难：因为现实的中国政治需要翻转，“8964”用血与火的代价证明了它需要翻转！
（李华民是李英之的本名，李英之这个笔名和网名是从1998年底才开始使用的，而特别是用于民权事业的。）。
李英之，2019年3月9—15日、4月12、15日
在中国历史上，一九八九年将作为重要的年头被载入史册。
这一年春夏之交，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持续近两个月， 在北京等城市还出现了数千学生的绝食活动，长达六、七天。最终政府出动军队，以枪炮和装甲坦克车把学生和市民赶出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地镇压了这场爱国的人民民主运动。
八九年往往成了这一中国事件的另一称谓。
其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身历了那场运动。下面就是我对那场运动的回忆，包括当时的日记。
“四月十五日
今天，胡耀邦死了。
下午从图书馆南天井走出来过三角地，那里已贴了许多挽联之类:‘耀邦千古……，耀邦去矣悲’。
我觉得没有什么:死则死矣，许多人都是一种从众心理。夜晚八时，再次从那里走过，人越来越多了，有外国记者拍照，有学生拿着录音机边跑边读，象柴庆丰事件时一样的举动，有的标语还讲‘耀邦死矣，我辈何为云云’，都是一种鼓动心理。六时出去，独自上自习，并不感到孤独。但听到有人放哀乐，楼下有几个人在鼓噪，是真悲哀吗?悲哀用另一种情绪表达了出来，它不再是哭，而是笑”
“四月十八日
夜11时半独自出门往第一教学楼101室，近12时半归，走到近大讲堂处隐约听到许多人（成百上千）吵闹，一起呐喊的声音。我有点不相信：莫非又要冲出校门往天安门游行？听到有人喊：‘运动啦！’我再听，相信是真的。后面有两个人跑起来，我也就跑起来，心中暗想：当初听人说这回北大人非闹事不可，看来当真。快近三角地的时候，并无多少人，再往南走，人已很多， 一伙伙的，在通往餐厅的路上，站满了人，男女老少。大多数人是站着未动，有一队向南走动着，我也随人流向前走，在35楼停了下来，那儿聚了许多人，35楼楼门间有几个暗影在走动。停滞在这里的人在高喊：下来，别睡了！他们是叫女同学下来，一起游行，再往前走，往南，再往西，人流滚滚而动。我以为他们是要向西南小门冲出去上街游行，但人群的前头已转向，要穿过38和39 楼之间的通道。东南门前仅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我在楼梯间站了一会，想着：去也不去？我见有人与我一样地站着，心中也定与我有同感。我出了楼道，见人流已从东向西来，与出楼道的人流汇合在一起，自西再向北走，在那个拐角的地方，我犹豫了一下，明天还有事：论文、英语。于是回去睡了，人们浩浩荡荡地向北进了，我进了宿舍，有鼾声在动，全都睡了，我脱衣上床，很清醒，但想睡去，于是着了。
第二天早七点多醒来，装了书，背了书包就沿着昨天游行的路线走向三角地，学校里显得比平日里少些人。昨天晚上大概有三、四千人出来在校园里游行，终于没有出去，但几时散尽了呢？ 许多人睡晚了，或许八、九点也不会起，逃课并不算什么。那人流中87级、88级居多，86很少，85也许全无。早上在三角地走过看那些小字报，才明白为何日前中、晚上人那样多，除了毛笔写的大幅对联外，还有许多钢笔写的诗歌。这几日在这里走动的人，有许多是在抄录，这些文字都是好的， 见着北大人的才华。常听人说道：‘北大有的是人才呀！’，是没有赞叹口气的赞叹声，这样的时代人们已经不会真（或许是做作），在假中流出的才是真感情；这也算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或称为学潮文学，这次就叫作耀邦事件文抄，还有上次柴庆丰事件文抄……
那先前的日子又在眼前了，转眼见庆丰离去已有半年多了，当再想起的时候，或许又一年过去了，日子无声地流走，感慨它是那么匆忙地遁逃了，上次我是局内人，而这次我是局外人，真是已有自顾不暇的感觉，忙论文忙英语，的确没有时间了，自校园三角地有对联贴出时，我只是在中午或晚上跑步时走过。人有许多， 都稍稍留步，那很好的文字，并不能使我站定，人群中许多人是闲着，所以有时旁观，许多人是在抄录，清华、人大的也来了不少，想必不过是来欣赏文字……。耀邦之死与我们87级关系当少， 我们入校时，他似乎已下去了，给北大人带来了多少好处？似乎不多，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许多同学的目光中耀邦是因了直言、民主而被搞下去的，这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打击，真情也许真是如此的，所以有着夜半的滚滚人流，虽然其中有许多人是从众心理，但的确是对管理对时间安排不满；但此次不如上次有所谓行动纲领之类了，终于也都是乌合之众，真没有人要带头向前一冲，所以东南门处是那么冷清，北大人的热情已去了许多，但还没有死尽。我一直主张闹一闹的，学潮并不意味着要革命，革命不会是近几十年中国的主流，时代的潮流是经济，或许有军事政变，全国动荡会少有的，“文革”相去不远，中国多数人是不愿闹的，所以少数有野心的人不能得逞。中国还会回到解放前的革命时代吗？不会的。 革命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久远。陌生的时候，它或许会兴起的。我曾拟写过《社会改造方略》，是因为那几日晚上激进的否定共产党的辩论，但只是拟一个题目，终于没有写下去。现实太急迫了，世界上的路便是中国未来的路！不会再革命，在激进的社会思潮与小小的振动中，中国走向民主，走向科学，相伴的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严重。经济的改革能否实现呢？民主政治的道路呢？ 现在是听权威的，而不是直入民主！在时代的洪流中，我这一生的中国主潮中，也许终当如五四傅斯年、罗家伦等走学术之路？也许生在五四年月，我会走向革命，但今天的时代，应当付诸于学术，中国更需要这些，能把握时代的潮流吗？最终是不走行政之路了，让学者来批判，今天的路确与五四时代有许多异处，我也正如许德衍那样处在选择的年龄里，何其相似的年代！今后不会再象五四那样孕育革命家，这个时代需要政治家，但不是革命家，也要学问家！我的路或许就是进行学术批判；而不是当政治家，今天已没有这个能力了！但要关心政治，总有一天要研习政治学之类。脑袋套在过去上，受了李泽厚的影响太多，我的路也将与他不同，今日的学术条件都将比他那时好！只要努力在学术上搞点东西出来，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历史的长河里，对于物质利益， 我一向看得很轻，这也许是我今日应选择的路。要用些日子去钻研政治学、国政等，想想未来中国的路，政治始终是要去关心的，这或许与李泽厚当年不同，文、史、哲都要搞，如何摆脱传统、老套子呢？我总是活在旧时代里。李泽厚当年的时代环境太封闭，个人是无力突破，到了晚年，他才有可能，但毕竟老了。所以他说：他那么羡慕年轻，这是他的第一心情，人老了往往如此。
关于胡耀邦逝世事件，再补一点想法：应当闹一闹，多少有利于学术的进步！明天、今天怎样？今晚还会有滚滚人流在校园里徒步游行吗？一定不会的，人心死矣，且耀邦与我等关系不大！三角地的标语之类已被撕去了许多，从几层撕去的标语之中已见出广告之类了。广告又要复活了！北大人的抉择！也将不会有如潮水的人流在三角地往还？不会再有许多人写， 贴上自己精彩的文字！中国的精彩文字？
再录一联：
三十年、四十年河东河西忍忍忍\七十年、八十年何日尽头罢罢罢！横批：走矣。还有一首诗，88级学生写的，大意是：黄昏近了……又是没有色彩的日子……黄昏已将尽，黎明还会远吗？
应当闹一闹。但我不主张出格，出去游行是不应当的，那不可能也不必要：只证明北大人犹未死！
在这样的早上评论时局，没想到我未来的道路，不禁想起几日前的事迹，不妨补录：
星期日，与王军等几个朋友在34楼小聚，个人谈自己的打算，稍稍评论时局。高鹏道：讨论未来十年中国的道路问题。之后又出去，在湖边谈学习与人生，再往后是捉鳖：未名湖里竟还有甲鱼！然后是就心理系八七级一女生戏称高鹏为乡巴佬而展开讨论。他们这样的议论、戏乐也许终将我融进去了，我是否有那样的选择呢？我的娱乐竟那么不入时， 还是五十年代的清纯，人总要合时吧？现在青年的生活方式就好吗？我应当膈膜，还是进入呢？当狂饮、高歌猛进、疯狂地舞蹈？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没有进入那样的状态，放得开的疯狂！也许也不必正襟危坐。对于现实，我还是局外人，我的心理意识、行为方式都那么不入时的。应当多参加集体活动，班内太有限了，而更多地是外面的（在学海社读书，那是第一次耳目一新的感觉），社会活动塑造新的心理，在那样的场合下怎能不饮不抽呢？要会一些，并不过份。
这样的学术交流应多多参预，而且还有行为、心理意识的改变也当有的，总要先在社会上立、行走，我的思路（学术、人生、社会）都太封闭，二者兼得可矣，何必一心死入学呢？ （要说出来，不仅想）我们班也太封闭了，当滚滚人流在楼下走动时，竟酣然入梦，这样的氛围里，将使每个人过多地陷入自我，而对世事无所关心。”
“四月十九日
昨晚骑车去了新华门，和88级两个同学，一起加入了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同学，清晨归来。6时宿舍伏案写了一张小字报（去年五四校庆时写了一条横幅：北大的圣洁、自由万岁……，但晚上贴出，早上就被撕去，而今我的小字报，看的人还不少，是记实的、快讯，最新消息。）中午又补了一张，并被人围观。一夜未睡，极困，下午回去睡，被吵醒，预习，上午的英语课精力很不好，何老师的课没上，写了个条子（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老师看了，不知会怎么说。
今晚，不去了，还会有三、四千人在广场或新华门斗吗？如果过了三、四日，写完稿子，我将会全心投入，修好车子，每日去广场看情况，写报导…
刚才，听人说：‘今晚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越往中间，越难进入。’
我今天还能想起那次冲击新华门的场景：有一大片学生静坐在新华门前，时间已是凌晨1点多了，同学们的情绪仍很激昂，我也站起来鼓动着喊口号，有不少同学跟着我呐喊，激动着要往里冲，后来人群被警察赶着散去，但总有人落在后面，与警察僵持。走走停停，警察停，我们也停下来，在深夜的西长安街上。
“四月二十日
晨，往三角地，我的那两份小字报是19日凌晨6时贴上的，到现在已经一天一夜了还在三角地，许多原来的诗歌、对联之类都被撕去了。
今早上贴出的多是关于昨晚三角地集会以及图书馆东广场集会的情况，已产生出筹委会，终于成立了领导的组织，他们坚决反对学生会的无力！夜2点以后，清华和北大的学生往天安门静坐，也许以后的路子就在于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天安门斗争下去！向胜利进军！”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还没有胆量抛头露面，因为还是孩子，我还记得在28楼下那么多人听学生自己的广播报导学运的情况，也常有学生上楼去在广播上讲自己的意见， 但有这样胆量的学生都不多的。夜色里，楼下挤满了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是书呆子，参加的社会活动少！班里的活动参加都少，更不用说系际之间的，其实就是需要胆子大一些，社会活动的经验太少了， 我真不知道“筹委会”的委员们成立之前是怎么相互认识的。我们这些来自中小城市、农村的学生，社会活动能力要小许多，而另一些大城市的学生，他们一进校，就跨系广交朋友，善于结交，久而久之圈子就大了，彼此之间信息传播得快，一定是这样的圈子筹组的“筹委会”。重要的是要有活动能力，越早越好。但也许早知世故，就易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为公众谋划的那一颗真诚之心，而成为投机分子，为个人名利。
“四月二十日晚
晚上6点到学校来，还兴奋着。回来时，高唱着《国际歌》，高呼一女生（她就是后来出名的柴玲）编的口号，北大人的声音异常响亮整齐，因为回到了家──北大。二千勇士还干得不错！
昨天晚上，八点时，终耐不住滚滚洪流的强大吸引力，独自一人，加入了清华的队伍，走在最前列（从北大到广场时1点了），我总是极积的，但轮到我个人的事，如唱歌领口号之类的，我有些胆怯，屡屡不成。（游行时，边走边唱歌，并没有人专门准备，都是某个学生即兴挑头的。）从21日晚8时至22日下午6时，未及喝一口水，冰棍之类也几乎只拿了一次， （那时没有矿泉水，可乐之类。游行时，夹路总有许多市民围观着，喝彩。后来几次大游行时，路旁站满了市民，二、三十里的街道都是如此，卖冰棍的，就主动给学生吃，不要钱。今天，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粮食只吃了极少的。（晚上到了广场上，人有许多许多，纪念碑上周围满是人，学生还组织了纠察队。）夜里不敢躺在草坪上睡，凉，怕冻着，（许多人彻夜未眠）身体消耗很大。
我从清华的队伍回到北大的队伍，一夜寥落，第二天，当开追悼会的代表已来到时，各校人极力鼓噪（后来有几个学生代表上去了递交请愿书，据说他们下跪了），当要人们出大会堂下台阶时，下面的学生一次次涌起，要冲上去。但被分列数层于会堂台阶的士兵挡回去。（赵紫阳致悼词，声音悲怆，风起时更感萧瑟，学生铺垫的报纸飞扬，天安门广场狼藉了。）后来北大学生与士兵发生了冲突，据说打伤三人。筹委会怕伤了同学主张撤退，为保存实力。
至今，我都不知道此举是否明智？
将来我们的斗争将如何继续呢？请问。（我们应当走到什么目标？应当怎样做？我们只是一味地游行，充满热情；其次，太少理智与策略。）
再次，我们需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什么，以便获取支持，这样，我们才可能胜利。其实我们能否胜利呢？
（今天，我还记得我们返回北大，过西三环时，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行进，呼喊着口号……）不象那个夜晚，在纪念碑周围，人流涌动，有许多许多学生……。
许多参加者都缺乏冷静思考。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手段等等是否应当如此？我们过多的是盲目，极力为之，而最终结果是徒劳，此即我们许多次学生运动的结果！人生做事， 许多次的错误选择导致徒劳，使精力枉费！
关于学潮我忽然想到的：
1、只有大多数人坚定，我们的事业才能坚不可摧，直至胜利，因而每一个人都应当冷静地思考，唯有这样才能坚持。我至今还很盲目，我想许多人都是如此。我们的领袖“筹委会”委员们是否深思我们的运动当如何坚持下去呢？
2、关于罢课：许多人赞成罢课是缺乏思考的，本来就厌学（这与教师不佳教育体制落后有很大关系），故不学之。但我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一样需要知识；中国落伍根本在于知识的落伍，我们也许可以罢课，但绝不能自我放弃，放弃对知识的寻求。
四月二十四日
从昨天中午起，三角地人群久久不散。中午中科院的陈明远来作了一个演讲，愤辞中夹杂着幽然，极为精彩，博得阵阵掌声。我是在下晚八点时听到的，几乎听了两遍。人群在28 楼前涌跃欢呼，争抢传单。晚饭后，到三角地，听听看看到了8点半，之后去了图书馆，之后去了通宵教室，又到了宿舍，写作几乎到了3点。今晨8点起床，人群在三角地不散，也许在积蓄力量，等待着再次冲向天安门的时刻的到来。”
到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将这些日子以来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报纸一上市，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群情激愤，也许就在4月27日出了学潮以来第一次全市规模的学生游行，许多学校都同时在这一天有学生上街游行，事态进一步扩大了，更引起全国瞩目，这一次游行我似乎没有参加，同学们回来一说规模很大，我才知道。
年轻人充满热情，也易为热情所左右，而不是理智（目标）支配着热情，有时候是为了发泄压抑的热情。所以说，政府与学生，甚至整个民族都缺乏理性与冷静， 终至徒然伤耗民族的热情与能量。
“从星期一就开始总罢课了，今天的课间偶尔听说潘老师的课只有3个人去上，进波经院的同学说他们班只有一个女生去上课，还是被哄去的。”
四月三十日
晨7时半，偷懒至八点半起，梦也没了，也能睡着。因为学潮，生物钟被打乱，再也没有头痛的事了。（由于每学期都是长时间的紧张学习，我得了神经衰弱：失眠，多梦、耳鸣、脱发……，我倍受折磨，死读书是害人的，我们怎样才能健康地成长呢？）再往三角地听报告而归，会餐，买回四瓶啤酒，与左、王、吕饮。吕敬我一杯，我往敬225、226各一杯。 往女生处，有高、范、袁、车、边五人，饮罢聊学潮，吕有见识、辩才，我不及也，归，沉沉睡去，4时醒，一片茫然，往图书馆，我在楼前沉思，得诗一首，又感到绝望与孤独，无所寄托（失恋、失落、理想的遥远、性格的孤僻等等所致），绕湖一周沉思，但心境渐去了，学潮之后先前的孤寂又一次萌动，但此时已全去了，不再心苦。夜观录相，沉入其中，也不便说孤寂了。 出听三角地的报告，归写诗于日记中。
五月二日
下午去看大字报近两小时。晚10时在三角地，28楼前听广播演讲毕（都不太有聊），作了即兴不到一分钟的演讲（心急有事，故不能发挥展开），还是缺乏锻炼，应当多多锻炼。
运动将什么时候结束呢？希望能对此思考，民主化进程是个漫长的过程，欲速不达，如果目标太不切实，将无益于运动。我们的学运有两个意义：1.影响政府,承认我们参预的权利（民主）2.我们的要求被达到，应当不要求太高，在可能达到的范围内。”
五月四日
今天参加了五?四游行。回来的结果除了浑身酸痛之外，便是用了3元钱买了煎饼。此次游行意义不容抹杀。早上8点出发，1点左右抵广场，发布五?四宣言之后，晚10点抵校， 听了两个重要演讲和西安一个88级小姑娘的演讲(没有什么思想，但语言不错)。”
这时候，北京已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学生在闹学潮，人民一致指责政府的腐败（那时才稍稍开始，而现在已是腐败不堪了！）。学生每次上街游行，市民就沿街站立，表示支持、理解、同情， 那时仿佛人人都成了熟人，而不是陌生人，更不会冷漠。人们之间是亲切的真诚的。（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冻结了）。学校三角地一天到晚看大字报的人往来不断，有外校的师生，也有市民。
“五月七日
今晨8点起，睁眼即起。好好地去用功外语了。午饭后，去三角地看大字报，有一些想法。后看了当日北大三角地所有的大字报，拟写一文指出学运方向。
晚在雨中听了浙江师专沈泽文（1957年北大学运领导人之一）谈那次学运与对目前学运的思考。
学运的方向如何？
“五月九日
昨日情况：
昨晚10点─1点参加游行，约两千北大学生绕燕国往郎润园、燕东园、中观园游行。9点─10点听27岁诗人的演讲，指出学运的方向等，语颇流利酣畅，口才好。7点半─9点在504/3 参加《新闻导报》的会议，我入了群众组，还申请加入记者组，这是第一份中国民办报纸，努力锻炼业务交际能力和新闻写作水平，力求不误功课。会议记录如下：
第一步要求新闻自由。第一张学生报纸。一生的意义。记者编辑素质。《新闻导报》的合法地位很难取得，与筹委会的关系是独立的，坚持办下去。求新闻自由的目的。不反党， 对时误的批评。分记者部、编辑部、群众工作组（装订与发行）。
方才看到的几处消息：
①今天北大有人往记者协会声援，记协要求：a、袁木所谓的现在的新闻制度不符实际；b、学运中失实报道，纠正……。新闻界不死，与我们联合有利于学运。
②民选投票表决时90％以上的同学同意退出中华学联、北京学联。
③学生代表对话团的工作。
“五月十一日
昨天，为声援记者给记协上请愿书，市高联组织了飞行集会，学生全都骑自行车。经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均在三地喊口号，鼓动市民，颇受欢迎。但组织得不好， 各校各自为政，高联领导不强。
绝食终于到来：
我不知道绝食在此之前是否早有人预谋、酝酿，但我记得那个火热的夜晚：
1989年5月12日晚上，天已黑了，北大28楼东北侧那一面墙处，挤满了人，不断地有人上去拿话筒讲话，群情激烈。人越来越多。我和几个同学也来了，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心跳加快，终于我挤进人群，要求发言。人很多，十分拥挤，真是水泄不通。当我面对着上千人开始讲话时，我激动极了，也有些语无伦次，但陷入了狂热，我所讲的是：我虽然是文科生， 但自入北大以来象理科生一样用功，立志象马克思和爱因斯坦一样。但是国家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还能安心读书？我赞成绝食，不达目的，决不进食。我是那样激动，以至我每讲一句两句时，下面的人就响起激烈的长时间的掌声，那场面太热烈，以至人们的心都要跳出了胸腔。掌声虽称不上象暴风雨，却真是风雨一样，且这风雨并不小。那种场面令我十分难忘，以至于今天。91 年毕业时我请一位面熟的法律系同学写留言，他这样写道：我至今难忘5月12日那个火热的夜晚。他比我更记得那个晚上。学生们陷入沸腾。正如今天的人们陷入冰冷，都要冻结了。人陷入狂热时，是多么可怕！我挤出人群时，不少人和我握手，后来有人找到我的宿舍。我在讲话时大概留下了地址。跟着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上去讲，他反对绝食，即遭到起哄，竟被剥夺了发言权。我想我的讲话也把那个晚上的集会掀到了高潮。第二天早上，有几个朋友还向我祝贺，称赞那个讲话。后来在去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游行队伍中，又有人认出我就是那个讲话人，要给我拍照。
绝食就这样要发动起来了！
“五月十三日凌晨六点半
北大有许多志士，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当我们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勇敢的时候。我已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我给自已的遗言是：没有对话，我绝不进食。 我个人的生命实在微不足道，我实在感到祖国的生命与命运是多么大了，我已开始真正地将自已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一切都不再顾惜。将生命置之度外，为祖国牺牲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为了祖国，为了民主与自由在中国推进，我愿献出我年轻而微不足道的生命。我不必将它象别人那样视得多么宝贵，我已真正感动于北大志士们的形象。我已无多语！为了祖国，当要我去死的时候，我决不回头，决不犹豫。也许我应当为育我生命的爱我的父母留下一些话：
我去了，我是为祖国而去的，我绝没有徘徊，您们应当为您们的儿子感到自豪，不必顾惜他的生命，虽然那生命不是仅仅属于他的，是属于你们的。他用了这不完全属于自已的生命去死，希望您们能原谅他，因为这是为了祖国，您们应当为有他而骄傲！
他将倒下去，决不回头。
愿爱我的朋友，同学，师友能够理解我，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我终于不能说，时间也不允许我说，我只能以感激您们助我于人生之旅的最深沉的爱奉献给你们！献给我远在天涯的亲人们！
动起来了。中国这头睡狮惊醒了。1989年5月13日晨，声援的人有老教授，有机关工作人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广场上也开始显得混乱，肮脏。又不断有各个城市学生前来北京声授。有一个晚上，十几个知名学者来到了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大该是有人反对绝食，有人支持的。两三天之后，就开始出现学生病倒的情况， 国政系一个同学和我们一起绝食，一天中午，他和我说着话，谈笑间，忽然就在我面前晕倒过去。我们至多喝了些饮料，包括牛奶，绝没有吃食品，我也相信更多学生都是如此。
再后来就是更多的医生、护士、救护车来到广场上救护学生。广场上随处可见那白色的衣衫在晃动。后来学生们被转到几十辆大轿车上，其时中国领导人赵紫阳、李鹏来广场上看望学生，也还到了医院。
那一切宏大场面非我之能力所能记述。我只写写我的所见所闻。
我记得有一个社科院的研究生，他坐着，写了一个绝食纸牌放在脚前，上面还有一些标语，他表情很冷漠，他一直那样坐着，有很长时间。他现在在哪儿呢？
在晚上我们睡在帐蓬里，大多数是露天而眠，我有时候忙着分发衣被。后来我自己的衣被就丢在广场上，再也没有拿回去，再也不见了。我还记得我们队里的一些人， 有些人后来还联系，有些就失散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了，直至我们都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其实至今我都想念着他（她）们，希望有一天能在大地上的某个角落不期而遇见他们。
记得有一首诗，名曰《五月的广场》，我印象很深，内容约略是：“今夜广场上扎白带的女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她们今夜受到寒冷，/是为了中国以后再不受到寒冷。”
那时候的人们都闪耀着美好的人性光辉，因而是美好可爱的。
与此同时，选出的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与政府对话，据说当时的王丹、吾尔开希等对李鹏总理出言不逊。当然李鹏作为总理是不够格的，但王丹等的所为也不尽为是。 政府一直在广播要求学生撤出广场，5月19日晚，李鹏讲话就在广场上广播了，戒严令下来了。军队向城内开进，却被市民劝说、围堵，而迟迟进不来。当然最终酿成惨剧，这就是后来的“六?四”事件。
事情能不能有另一种结果？或者政府采取另一种措施？待群众热情过去，以和缓手段平息？或接受相当之条件？或者学生及其领导们有进而知退？总之，有没有一种非暴力的和平解决方式，而双方各有所得，这里面有深深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因为有学生及其领导的不成熟之处，也因为有政府的不策略之处，无能之处。
应当以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为至上。
什么时候我们民族内部能少一些纷争，少一些自伤，更多一些团结呢？否则伤害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历史上是有一些例子的。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与明朝政府相斗、自伤， 而终至满清铁骑突入中原大地，将起义军、明政府各个击破，使汉族沦于满族统治二百六十七年。另，本世纪初，日本入侵，国共两党合作，放弃内争，共驱外敌，终使中国免于亡国。
历史教训可鉴于未来。
我在八九年（下）
作者: 李英之
后来是僵持着，广场上学生日见稀少，我们也感到寥落。有一天我的校友的一个老乡来找他，遂致我随他回到学校去，那时候司机们很好，主动拉载学生。还有许多老大娘推着手推车， 装上热稀饭、包子，推到广场上来慰劳学生们，真是感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捐款。
又回到北大，又回到春光明媚的燕园，我至今记得中午时，我和一个外地来京的老乡一起过博雅塔边的大坡路时看到阳光穿过树叶，那样鲜绿，就象青春一样。
第一天到女生宿舍时，她们几个人好好款待我，我吃了很多很多，也许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有一次吃过那么多，当然我也没有饿过那么久。
对了，我也被送进过医院，绝食五、六天后，那时我们已被移入大公共汽车里。大概是一天中午，我们坐在车上，体力精神状态都很不好，一个个都蔫着。这时有几个医生护士走上车来，有个医生给我搭脉，查口腔。然后她就要求我上担架，去医院。我不同意，她也不同意。后来竟被同学及医护人员强护送上担架，抬进救护车。当时我竟如孩子般痛哭起来。 我想人长期饥饿以后，神经疲惫，终至感情极度脆弱，我当是此种情况。被送入医院后，就给我输液，也许我还昏睡过去了。
那是儿童医院，后来我去找过那里的护理部主任和一些护士。那个为我诊断的医生，我再没见到过。那时她留过一个地址，后来我丢了，好象是朝阳区六医院。
一、二天后，我又离开医院去了广场。
回到北大后，我曾去图书馆读《简爱》，并想到自己的感情挫折，很思念那个女同学，又感到心痛。嘴里、舌头下面得了溃疡，吃饭十分难耐。眼睛干涩得厉害。
北大三角地每天都有广播，讨论、报道广场消息，国内的动态，我也常去听。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塞万提斯铜像前参加了《新闻导报》社的恳谈会。我在日记中写道：“有一点值得深记：诚然中国需要高远理论，但要注重启蒙民众这最基本的任务。 由此想到鲁迅的伟大，他正是做了这种基本工作。三十日晚七点─一一点半在进行印刷工作。由装订转到了印刷。枯燥而无味，初有新奇感而已。”
“六月一日
忽然觉得日子这般无聊起来了──没有激情，没有奋斗情怀，没有爱情。午后一觉醒来，一片茫然，只是习惯地托起书包，不知向何处去？这生命的追索已然远逝， 只有一付空空的行囊，在此行走，于是要问，生的意义何在？终于也沦落到此番境地。不知何去何从，便是无聊之感。人是什么呢？孤苦度日，去寻一些可做的事来，但不能是睡觉、吃饭而已，你毕竟已不能够。追求得太高，那伟人的追求不是吃喝二字！
醒来，腹中有恶心之感，是饮生水之故。自5月13日以来，难得一场好觉，却不想落得一场病来。
总要大睡一场的日子！困倦已是太多！但逃不出无聊！作文已太苦了！
“六月三日
今天从宿舍出来往三角地去，再去北大南校门，陆续有人骑车，扛着横幅出去游行，我走走看看，听听别人谈话。有人走时，扔下一声：“走，游行去！”当初自己也是这般毫不犹豫地去了，同样地呼唤徘徊的人们，而今决不是没有了热情，但我不再去了──不仅因为车丢了──我终于要冷静地思考，用自己的头脑来给自己指路，不再那么盲从。
昨晚与今晨都用了许多时间在写一些文字，力主运动应当由激情转向理智。上午在四楼遇见一学生，与他谈了，竟不谋而合，他主张：运动发展到今日，最主要的工作是自我建设，在组织上，在思想上。我想我的主张是对的，但现实的问题是这如何可行。我还主张学运之后应当着手于校园民主化的活动。但是事情很难办，不得不为之。良心尚在，不愿沉默下去， 静静地作旁观者。
本来运动渐趋于平息了，但今日凌晨又有军人急行军或乘客车往市区拥入，旨在广场，而且据目击者说苛枪实弹，我以为政府明智一点应当使运动平静下去，但不想又暗夜偷袭，想把学生赶出去，政府的目的何在？将如何使运动收场？尚待观瞧。
我们采取的目标应当是不懈地斗争！与历次学运不同的是应当在此次学运之后在北大开展新的启蒙运动，不再如以往，无声地冷落，然后又一次情感爆发，一次次轮回， 永走不出这一个怪圈。
我的选择是所谓学运领袖之路吗？我要慎思。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今天是中国的国难日。今天的天象特别，终日阴沉沉的，近晚时下起了小雨，难辩一日的中午下午。难道苍天是在为我们中的牺牲者悲哀吗？”
回忆与思考
──在六月四日的经历与思想变化
六月二日凌晨三时我才由地学楼通宵教室经南门往宿舍去休息的，约是在子时以后，不断传来消息：已有人去占广场了。之后便有载着学生的军车在教室门前两次经过， 我不得不出去了。夜读《中国启蒙运动》，兴味正浓。三时往南门去，门口有近百人等待广场方向的消息，我不以为然，归去。
六月三日中午在三角地听了防暴警察殴打学生与市民的事情，前去观看的北大人回来说的情况。我被感染了，遂于下午决定去广场，借了同学的车子，直奔而去。
九时许到达广场。到立交桥时，我感到西单长安街太拥挤，遂取道南面往前门而去，穿过广场，看见大会堂里有兵，天安门一段的长安街人山人海，当时广场上广播通告：无事情不要往天安门。其实这预示着那天晚上要有大动作。
在广场上找到了系旗，汇聚了几位研究生，并意外遇到了徐雁，谈也无聊，颇意外的是遇到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的编辑，27岁，口才并能力尚可。互告地址。
沉沉睡去，心为一人言语，睡意全消，决定去永定门堵军车。从前门往永定门的大街的十字路口上都有客车横住路口，有少许人挡路，人并不算多。现在想来，那是难经军队冲击的， 约是12点半时，情势紧张起来，人大多往后退去，有几个痞子模样的人物挥棍拦了一辆解放牌，两棍将车灯灭了，然后挥棍直取司机。
然后在夜幕下，军队进来了，──钢盔，持枪，对天放枪或空枪声──黑影如蛇一般，我立即想到当年电影里演日本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但而今是所谓人民子弟兵。军队来了，人群立刻向两边退去，投掷石子，而士兵们并不顾及这些，直往前冲。我随即跟上去立即看到人群在围打一个兵，当时立即与一位高三学生阻挡人群的殴打，将大兵抬送附近医院。当时我看到惨状，大声呼唤， 带着哭腔──我是多么善良呀，那高三学生也一样，真见不得血呀，即使那是“敌人”的血，毕竟年轻呀！
那大兵终于被抬进急诊室交付于一个医生，他的眼目肿如钢球，想必瞎了，满脸是血，身上肉多，还算结实，那么多人的砖、瓶，拳脚并未结束了他的性命。他是江苏东海人。他或许是永定门第一个受伤的战士。我急急将他托付高三学生，往广场去，一路上听人说已死了人，当兵的开了枪。广场如先前一样，那伙从永定门冲进来的大兵静静地坐在大会堂前， 有学生静静地与他们对峙静坐。广场西北角，大兵在火光中已战到那儿。我退到纪念碑上，与几个研究生及心为之役的那个人分开了。之后在纪念碑上吃午餐肉，在北大大旗上书写留言，立志捍卫大旗。4点许，人民大会堂内的兵出来了，开始缩小包围，绕纪念碑一圈子，当时绝食的刘晓波等四人与戒严部队商议将准许学生撤出。我当时不明白，但现在明白了，我们应当退让，我们没有必要牺牲， 我们还要长远地斗争，5时许，纪念碑上的学生开始撤出。从纪念碑南面出去，大兵围监着学生队伍，刺刀晃晃。在清冷的深蓝的天空中，我看到了纪念碑上的枪洞，还有兵向纪念碑上射击，枪声清脆。我与北大人分手了，寻了车子，往西单去。一路上学生中有流泪的，市民也依依送别，大家说我们会回来的。其时风在吹，街市冷清，仿佛风悲哀得已停滞了。我曾经大会堂北侧，看见装甲车停在长安街上，广场上也集满了。听闻38军军歌，使我吃惊38军也来了。有稀落的人群边从西长安街向西退去，边向跟着开过来的装甲车投掷石块，军人放了摧泪瓦斯。
我在长安街上，从木樨地到中南海新华门往返数次，听闻许多消息：
木樨地市民与军队冲突甚为激烈，死伤也最多。他们放了枪，街道两边还弹痕累累，一裸体男尸暴于街头，头颅一半坏了，令人作呕，目不忍睹。市民与军队对峙，互掷石子，往返不去。
我归往木樨地，三十余辆装甲车都烧了，长安街不得安宁，几十辆坦克车往返开过，道路有所破损。
经了320线回归北大，进门第一句：总算活着回来了。系里在找我，以为我出事了。沉默无语，悲愁袭上心头，换了衣服，拿了本，至今还在忧郁之中，写了几首小诗并回忆录，渴睡很重，一夜未睡，至今将近24小时，睡仅二、三小时。
“六月四日晚11时，由人大出发，独往木樨地，相伴的是清辉之下寂寞空远的街道。在街头，市民闲谈战况。独往复兴门立交桥，在零星的枪声中立定，晨六时许回归北大，空荡无人， 找书往图书馆南天井，迷迷糊糊至11时。
…
这几日间，校园已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冷清多了。空旷的楼道里再不见熟人的脸，信箱处堆满了大量的电报，都是家长发来摧促孩子回家的。图书馆里，仅有几个莘莘学子， 秀美的未名湖也笼在阴沉的天空之下，能有几个人呢？传闻要进校抓捕学生，晚上我去29楼，楼前还有一些人在议论。同学去了，有的是惧怕生命之危，有的是躲避无聊……。我独自留下，一反常态，在门上留了字条：寻访我者，凡请往图书馆四楼自习室。”
带了饭盒，一个人去自习了，我不愿承担旧日失恋时绝望无依的痛楚，将心交付事业。最怕冷落，无聊时心中孤寂之感袭来，难耐与孤寂真比心将死还可怕。 然而我不得不又毅然选择了独往，不再思念，抛却了故乡与边地的同学，将心静静地沉下去，沉入麻木之中去。
六月八日
10点25分，海淀广播说：
从六月八日晚驻海淀区戒严部队及武警战士开始治安巡逻，希望群众不要围观，予以支持，对于暴徒、破坏的不法分子将依法处治。”
当一切都平静下来时，命运将一场灾难降临到我头上，我的人生受到重击，影响深远！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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